第(3/3)页

    但意外的是，辽东地区的高句丽并没有被大隋吓到，不但不服，而且扰民，这勾起了大隋天子的怒火，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问题，于是远征高句丽的战役爆发了。隋炀帝集结了百万大军御驾亲征，未料到由于他的指挥失误，制定的平定高句丽的国策也有问题，竟然损兵折将，一败涂地。三次征伐高句丽也未能降服这个彪悍的民族。

    当接力棒到了唐太宗手里的时候，李世民可是个雄才大略的主，手下有李绩、李道宗、薛仁贵等名将，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，决心彻底治服这个屡攻不下的彪悍民族。

    李世民亲自去慰问生病的士兵，替受伤的大将李思摩吮血，唐朝百姓主动参战，乃至到了“募十得百，募百得千，一些没能跟随出征的人，都愤叹郁邑”的地步。终于大败高句丽。唐太宗病逝后，唐高宗继承乃父未竟遗志，最后扫平辽东，设安东都护府。

    为什么御驾亲征这个词能妇孺皆知呢？大约是市井街巷里，普通老百姓对于皇帝、战争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和丰富的想象，而“御驾亲征”这个词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正好迎合老百姓的心理。

    有一个问题你一定感兴趣：皇帝上战场，到底怎么去？按说行军打仗当然应该骑马，可皇帝金贵的龙体要是让马给颠坏了，咋办？要是没留神磕着碰着，咋办？要是没坐稳摔在地上又被马踩上几脚，咋办？

    “御驾亲征”给了我们一种解释：皇帝上战场也许是坐车去的，必要时才骑马。“驾”字本义指车乘。帝王所乘的五种车乘被称为五辂，其中革辂就是专门应用于兵戎之事的，比如阅兵、演习之类，亲征当然也属于此。

    不过车驾本身又慢又重，完全不利于行军，主要应该还是应用于出征和凯旋时的一系列仪典。毕竟，到了两军阵前，再怂的皇帝也不会放过上马定乾坤的耍帅机会的。

    御驾亲征，绝对不会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《左传》有言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就是说国家最大的事就是祭祀跟打仗了。《周礼》将古代的礼仪制度结构划分为“五礼”，“军礼”排在第四。而皇帝亲征，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看，都是一顶一的大事。

    既然是大事，就一定不会简单，想要御驾亲征，先得把大臣们搞定。亲征虽然能振奋士气，但毕竟有风险，万一出了差错，也不是闹着玩的，所以文武百官

    一定不会听之任之，让皇上轻而易举的出征成功。

    搞定大臣之后，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。作为礼仪之邦，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，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，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，主要组成部分有：

    相关准备工作。包括军队的戒严、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、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。

    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。皇帝是天子，亲征也就是替天行道，因此需要祭告昊天上帝以求得庇佑。皇帝本人及参加的文武百官要事先斋戒，祭祀时则有献酒、献牺牲、献币帛、歃血、烧柴等不同环节，同时穿插皇帝更换不同的礼服、乘坐不同的车辆。

    以祖先、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、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。这些活动的级别相对低一些。尤其是针对河岳山川的祭祀，主要是由相关官员完成，皇帝一般不参加。而且，对河岳山川的祭祀持续于整个出征过程，途径一地，即祭祀当地的名山大川、行道诸神。

    点将誓师，由皇帝本人或皇帝委派的官员完成。说明出征的理由、目标，明确军纪，再有就是加油打气了。

    宣露布，后魏时期，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，为了周知天下，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，称为“露布”，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。此后，这一活动被沿袭施行。

    凯旋，献捷于太庙。大家懂的，皇帝出征，无论打没打跑敌人，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，那都得叫凯旋。所以，礼乐、献俘、论功行赏、大臣上表庆贺之类，必须是御驾亲征的标配。

    一般而言，皇帝御驾亲征，以万乘之尊，驭百万之师，自然人心踊跃，争效死力，理应具有攻则必克、战则必胜的战斗力。

    吊诡的是，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。

    隋炀帝三征高丽，不仅损兵折将，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，以致江山易主；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，却坐困于“东瀛小夷”，不得已班师而还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，竟然成功征服高丽，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。

    英明之君，亲征而败；庸碌之主，放权反胜，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？让我们回放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亲征剧情，看看有哪些东西值得今人玩味。

    隋炀帝以高丽王“藩礼破阙”，决定备兵讨之，化“蛮夷之乡”为“冠带之境”。次年，天下雄兵如期集结，这时，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，庾质说战之必胜，但是只有一条，皇帝不能亲征。隋炀帝闻之不悦，悻悻地说，你要是害怕，自可留此。遂决意亲征。

    庾质担心的事情，果然发生了。大军进渡

    辽水，围辽东城。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，一曰“凡军事进止，皆须奏闻待报，毋庸专擅”，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，违背了“将在外，君令有所不受”的统兵原则；一曰“高丽若降，即宜抚纳，不得纵兵”，这是摆高姿态，我王者之师，吊民伐罪，非为杀戮。

    两道诏书铸就高丽人的护身符：隋军如攻城甚急，高丽人就宣称投降，诸将便不再进攻，先驰奏炀帝，等诏令传来，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，再度抵御隋军进攻。如是循环往复，隋军始终攻不下辽东城。结果，最初九军渡辽，凡三十万众，班师回朝时只剩下二千七百人。

    隋炀帝败在他的过度干预，他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每一个角落，将军们噤若寒蝉、动辄请示，不能随机应变、果断从事，又怎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、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？

    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，一路势如破竹，长驱直入，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，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，一时无法前行。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，安市人顾惜其家，未易猝拔，乌骨城守将垂老，不能坚守，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，朝至夕克，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，然后收其钱粮，鼓行而前，直指平壤。这本是一招妙计，诸将也欣然同意。

    唐太宗将从之，长孙无忌独曰：“天子亲征，异于诸将，不可乘危侥幸。”您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？一番道德说教，唐太宗遂放弃进攻乌骨城，并力攻城。结果，安市久攻不下，屯兵日久，粮食将尽，而辽左早寒、草枯水冻，将士多不适应，不得已铩羽而归。

    唐太宗败在他的道德洁癖：既然是天子征伐，就应该有天子气度、皇家风范。然而，“兵者，诡道也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也”，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、器宇轩昂？谋略是没有道德属性的，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比喻说，君王应该兼具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。

    在隋炀帝首次东征五十年、唐太宗首次东征二十年之后，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宫，遥定高丽。当时唐高宗“欲自将大军”，皇后武则天抗表谏亲征高丽，唐高宗遂罢亲征。

    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？从史料来看，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写道：“苻坚不自将以犯晋，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洛，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；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，则不挫于采石，而国内立君以行弑。”基于此，王夫之得到结论：“天子讨而不伐。”

    当然，御驾亲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，失败的例子仅仅像显影机制一样，呈现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。对领导者而言，如果对下

    级干预太多，甚至大包大揽，权力向上面集中，责任向下面分散，下级就会跟隋炀帝手下的将军一样，一切唯上、失去自主，结果反而没有效率。

    “讨而不伐”是一种胸襟，更是一种智慧。老子曰，无为而无不为，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。谁知有时候，亲为反而无为，无为反而有为。

    帝带兵出征叫做“御驾亲征”，不过，这御驾亲征的事情还是很少的，不为别的，皇帝亲征那个响动儿就实在是太大。

    所以，皇帝一般都是坐在京城里遥控指挥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也就是不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，一般都不会亲征。

    可是，刘备当皇帝的第二年，却亲率大军征伐东吴，其结果是被东吴的陆逊打败。刘备的这次亲征，不但损失了蜀国的很多兵将，使蜀国大伤元气，也因为恼羞于这次失败一病不起，间接导致了次年的死亡。那么，刘备伐吴为什么要亲征呢？

    （本章完）

    　　


    第(3/3)页